[小攸的澳洲日記05] 跨越民族、國家的工人們
曾經看過一部描述日本韓裔青年的電影《GO! 大暴走》，讓我開始懷疑民族與國籍的區分究竟是為了什麼。如果世界的另一端，人們也過著同樣的生活，他們的資方與政府同樣會為了利益，而對不同膚色、血統、國籍的工人有差別待遇，那麼究竟是誰會想要區分民族與國界？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是關係到政治與權力的問題，這跟在那裡生活的人民可能毫無關係；澳洲為了要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讓國內的工人進入暗無天日的礦坑去生產煤礦，讓一列列的士兵前往太平洋和日本人廝殺，雖然那場戰爭本來就跟澳洲毫無瓜葛。世界大戰結束的幾十年後，澳洲持續投入跟自己沒有關係的戰爭，今年仍有七個澳洲軍人在阿富汗戰場中死亡，背著軍階的澳洲青年離開自己的家鄉去殺害一些自己根本不認識的人，並且被這些自己不認識的人殺害。
就像我們帶著黃色的皮膚黑色的頭髮，行走在種族混雜的街頭，即使只是坐個公車或是到海口抓螃蟹，隨時都要擔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財產被帶著民族憤恨的人們搶走。
國家權力下的無力者
上一篇關於工會與行動的文章發表到工作室的臉書時，我的父母輪流用公開或私下的方式，提醒並斥責了我，要我認清楚自己的位置跟角色，澳洲不是我的國家，我必須要承擔的風險並不相同。在我小時候，一直覺得自己的父母是相當保守的。即使到就讀大學，我常常也無法和他們認真的談我心中的想法與關心的事，因為我知道我會得到的答覆往往只是數落，以及對我未來的擔憂。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慢慢地我覺得我的父母開始一點一點試著理解我關心的事情，看著我每天憤世嫉俗的臉書更新，我很難猜測他們如何看待這個兒子。一個他們耳提面命讀好書念好大學、找個好工作領個好薪水的小孩，有時把自己搞上媒體，有時發表一些驚世駭俗的言論，最後他們只能擔心我的安全，希望我至少要搞社會運動回家再搞。我非常非常感謝我的父母，感謝他們願意試著理解我，有時不能理解的時候願意放任我，即使他們不一定認同我，但他們還是給予我支持，就連我到澳洲的旅費也完全是他們的贊助。
國界為我的父母帶來了恐懼，因為在這個世界，我們的權力在另一個國家會受到合理或無理的剝奪，就像持觀光簽證來台灣的日本核災工人，無法公開跟台灣人訴說他在日本所受到的傷害，就像台商在中國可以因為宗教或社團而被限制人身自由。在這個權力的遊戲裡，我們是無力者，因為人權依附在國家之下。就像我們允許一些外國人進來這個國家，他可以做國家允許他做的事，但是他在這裡沒有人權，因為這不是他的地盤，即使其他本國人的人權也沒有好到哪裡去，依舊如此。
隨著國家的權力劃分，我們連想要保護自己、團結自己都會被民族和國界給切割開來，但是資本家卻可以毫無民族、國界之分的，自由選擇更便宜的移工、臨時工。當我們的心中充滿愛國思想與民族情操，我們卻被迫接受這個國家權力機構訂下的規則。也許有一天會有新的權力者取而代之，但我們只是繼續看著新的規則壓迫著同樣的一群人。
海洋的兩端，同樣的處境
即使我們身在澳洲，朋友的網絡總是還在，每天在電腦前面對螢幕，常常很難脫離台灣社會發生的事情，好像明天又要去行政院還是勞委會衝一發一樣。其實我們在澳洲關注的事情，和我們在台灣做的事都是一樣的。雖然澳洲的工資是台灣的三倍，但面對的問題是相似的。就如同上一篇所提到的派遣工、外勞、商人無祖國的問題，當我們作為一個勞動者，不管是身在台灣或澳洲，都一再地看見這個資本跟權力的世界如何運作，越來越能夠清楚、鮮明的描繪出它的模樣。
澳洲的就業市場幾乎完全是仲介（派遣公司）的天下。居住面積分散、生活圈極大的澳洲雇主，與其依靠網路、報紙等媒體，等待應徵的人聯絡之後再慢慢安排面試，他們更習慣直接讓仲介打理好這一切。這樣的產業人力資源架構，受害的不只是外勞、打工度假的背包客，本地勞工也深受其害。IWW成員的Jake就是澳洲本勞，他就是被派到鐵工廠的派遣工，我有一位台灣背包客朋友也在鐵工廠工作，同樣的該工廠也是以雇用派遣工為大宗。
如果只是習慣性地使用仲介來取代傳統應徵形式，將仲介當做工作資訊的招聘平台，那勞資的問題還可以單純的理解。但是當仲介成為派遣公司，進來扮演半個老闆的角色，對於勞工來講就必須同時面對兩個老闆的壓力。這是相當邪惡的手段，兩個老闆分別計算的利益絕不僅是找員工方便，省人事成本跟抽佣金而已。受僱於派遣公司的工人，一年不知道會換上多少份工作，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該怎麼加入工會？在這個只有依賴工會才能夠保護自己權益的國家，這些邊緣的工人根本連工會的邊都沾不上，而政府放任派遣工作擴張彷彿變成資方的隱形武器，問題不會反應在失業率、薪資這些具體的數字上，而是在工作、生活中時時刻刻壓迫著你。
在世界的邊緣呼喊團結
我們尋訪過的澳洲勞工團體中，有一個來自菲律賓的跨國組織叫做「 Migrante（全名為移工國際，Migrante International）」，他們是我所知道最友善而團結的移工團體。這個跨國組織的力量來自移工自身，世界各地只要有菲律賓勞工的地方，就有他們的分部和組織者。菲律賓政府、資方常以街頭槍殺來直接打壓工會，這種長久以來的險惡工作環境，讓他們都知道，工人只有團結才能夠生存，所以保持勞工連結對他們來說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事。
我們和Migrante的成員約了時間討論，問他們對咖塔案件的建議，並且尋求可能的支援力量。Migrante的成員Mel說，澳洲的工會很強，而且在菲律賓工會成員的角度來看，這個政府是相對弱的，因為澳洲政府愛面子怕丟臉，所以只要有人施加壓力，他們的政府就會有些作為。畢竟相對於菲律賓政府肆無忌憚的壓迫、暴力、謀殺，在澳洲握有權力的那些人還是相當可愛的。
我們沒有到過菲律賓，光憑想像也完全不能體會為什麼組織工會就要被暗殺，而且殺手還是政府請來的。我不能想像為什麼會有那樣的社會，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下又怎麼還能有如此強大的工人組織，強大到足以在工人分布的地方都隨時想著組織、團結，好像對抗權力與資方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Mel提醒我們，澳洲很多團體打著社會主義、勞工團結的名號，但是他們的行動往往只是在媒體上亮相，這不是她所想要的。在Migrante，他們做的是更草根的組織工作，真正的組織工作，她堅定的意志和精準的政治判斷給了我們一些鼓舞，也似乎述說著菲律賓的壓迫在他們身上，長久累積的就是這些珍貴的價值與幹練的能力。
跨不過國家界線的進步性
台灣通常把菲律賓勞工稱作外勞，有時我們也用「移工」取代帶有排除意謂的「外」勞，試著減少有排除性的歧視心理。我相信這是重要的，符號體現的是社會的意識，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再把誰叫做是外勞，我想本勞、外勞團結在一起的機會也許會增加一些。不過在澳洲，我們很明確的知道，我們就是外勞。
我們看得很清楚，有些代表進步中產階級的政黨，雖然積極從事國際串連並自詡為國際政黨，但是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青年運動者的拜訪和聯繫並不是那麼積極；有些代表工人的進步團體，他們雖然將工人團結視為理念，甚至跟國際上的勞工團體合作，但是他們無法面對在自己國家裡的移工，因為他們必須跟他們本國的勞工交代，他們不能把資源放在來搶飯碗的外勞身上。
有些時候，我們的進步性遇到另一個國家另一個民族就死掉了。
我想起了台灣。比起台灣，澳洲是可愛的多。 還記得台灣外交官在美國虐待外勞的可恥事件嗎？台灣對移工的虐待與傷害早就不是新聞，雇主毆打、性侵害外籍家庭看護稀鬆平常，而欠薪、超時工作或違反契約的工作內容，更被當做是理所當然的服務（比如要求家庭看護到雇主店裡當「志工」），台灣社會在文化上的歧視也無所不在。在這樣卑劣的台灣社會環境下工作，移工們確實是需要更多從自身出發的工人力量。
超越時空的仇恨製造者
Migrante上個星期天在台灣舉辦了國際移工日的活動，這個草根的移工團體透過這次機會在台灣倡議移工權益，透過團結強化菲律賓勞動者在海外的勞工力量。在澳洲，這些來自菲律賓的工人也定期聚會，保持著彼此扶持的關係，讓他們在任何狀況下都足以面對資方的壓迫與政府的打擊。菲律賓的工人知道，來自資方的打壓不管在哪裡都是始終如一。不管在菲律賓、台灣，或是澳洲，法令與人權從來都只是企業經營的成本，工人只是利益的來源，資本無國界的情況下，這種利潤計算公式是不會變的。
澳洲礦業的工運記錄片中，我們看到世界大戰期間的工業社會，有數十次的罷工與工人的死傷，這些工人以生命換來了運動成果，造就了澳洲的工會傳統與高水準的工作條件，這些歷史為現在的澳洲工人留下不少遺產，而現在這裡的工人正在逐漸回到分散的狀態。透過派遣工、開放外籍工人以及臨時性契約，澳洲政策與資方的搭配讓勞工成本逐漸降低，而讓本勞與外勞、正式員工與派遣工、全職員工與臨時工彼此衝突，臨時工為了取得比較好的條件努力尋求正式雇用，本地勞工痛恨接受低於行情甚至違法工資的外勞，即使大家心裡都知道，如果所有工人的勞動條件沒有一起提高，資方永遠都會有更便宜好用的工人可以替換，而自己永遠會受到來自低薪工人的威脅。
在台灣，我們卑劣的對待外勞，在澳洲，我們被卑劣的對待。程度上差不多，只是物價剛好差很多。如果有一天，如雇主期盼但勞工憎恨的，中國的每個工人都可以申請簽證來台灣工作，廉價勞力前仆後繼地湧入台灣，接受台灣人不可能接受的非法工資與惡劣環境，我想不但工會不願意出手協助，連許多進步份子都可能對這些敵對的工人冷眼相對。想到這裡，我對澳洲進步團體的態度也稍微釋懷。
我們在哪裡都受到一樣的待遇，因為不管在哪個國家，資本家都是一樣的，只有工人會因為團結程度而有所改變。即使有一天，我們在這個結構中成為握有權力的人，如果人沒有改變，這個世界大概也還是會以同樣的方式運作。
生活就是工人抗爭的過程
產業生產的過程是全球性的，勞動也是無國界的：原住民為了到都市工作而學習漢語，外勞為了能夠被雇用而加強英語。工人在工作上已經跨越國界，為了求生存逐漸忘記文化。我們必須更認真看待自己所在面對的世界樣貌，正如現在台灣的勞動環境充滿數不清的彈性化策略，彈性工時、無薪假、責任制、約聘、派遣工、建教合作、外勞鬆綁，我們卻幾乎拿這些手段沒有半點方法。
菲律賓的工人面對政府與資方的謀殺時，他們拿出革命的魄力在組織工會，工人為了自己和同事聚集起來，成為一股堅強的力量，甚至他們離開家鄉也依然發揮作用。曾經聽過一種對社會運動很不可思議的想像，他們認為社會運動應該是利他的，比如說為了環境永續、人類自由、弱勢生存。在勞工運動上，幫助無助勞工的非營利組織是利他的，但工人組織的工會運動是利己的，這對他們來說不是社會運動，或者至少不是為了社會正義而存在的偉大社會運動，只是單純的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如果說力量要從人的團結出發，對工人就不該只是幫助的層次，而應該是草根的組織。工會運動本來就是這樣的形式，或許有些工會團體保守得讓弱勢工人更加無助，但工人需要團結的本質仍然是不變的。我想，運動當然應該是利己的，這種利己的背後是，弱勢自己團結起來為了自己戰鬥，為了生存、為了生活而團結，為了自己的家園、情感而努力。如果一場運動永遠是利他的，那大概只不過是慈善事業般的自我滿足，為了自己而運動才是最草根的力量。
鬆散的工人永遠是最弱勢的，就像在澳洲雇主用臨時工、黑工來賺錢，而台灣發明了無薪假、責任制。不穩定就業型態的工人應該要有團結的機會，組織一個能夠和資方、政府戰鬥的工會，但是這種有力量的工會，目前不管在澳洲或台灣都是非常缺乏的。雖然我還不能完整描繪出一個有效組織派遣工、臨時工、外勞的工會架構，在工會強大的澳洲也沒有看見類似的模樣，但如果要連結最無助的弱勢工人，我想這就是我們接下來應該從事的工作。
不管在台灣或者在澳洲，從任何微小的地方開始，在生活上、工作中或者網路媒體裡，我們要連結作為派遣工、臨時工、外勞的資訊，一起思考如何面對的老闆跟工作，並且在某一天把他們欠我們的通通拿回來。如果整理一點點工人經驗和勞動法令的文字會是開始，我們會有系統地將他書寫出來，必且隨時準備更往前走出一步；如果就這就是我們在澳洲的運動，有一天它也會是我們在台灣的運動，不管是工作或不工作，工人的生活就是抗爭，用任何方式讓我們走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