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塔被派遣公司衝康後，我們找過的人很多，除了遠在台灣很難救得了近火的高科技冷血青年、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朋友外，最主要的當然是聯絡澳洲的工會與勞工團體。我們想，既然在台灣都有TIWA那樣會幫助移工的組織，先進的澳洲應該也有些會幫助我們的團體吧。
也許有，只是很不巧我們現在還沒有發現。澳洲是一個工會運動相當強盛的地方，受薪階級的薪水基本上也都是由產業工會（職業別工會）協調出來的，在這裡企業工會並不多，產業工會常常扮演的是代表勞工協調最重要的角色，也因為有夠強的產業工會，他們並沒有像台灣那麼多工會形式之外的勞工團體。
遇到勞動的問題，一開始自然是找政府的申訴管道尋求救濟。在澳洲工會幹部的建議之下，我們到澳洲的「平等工作監察署（Fair Work Ombudsman，通常簡稱Fair Work）」申訴。但政府申訴機制不但緩慢，又不透明。被派遣公司開除的兩週間，抱著「也許還有機會復職」的心情，開始了漫長的等待。而在這期間，派送報紙成了我們唯一的收入，但這收入連房租都付不起。隨著時間一天天的過去，平等工作監察署都一直沒有回音，到底是受理了開始調查了沒？還是申訴文件專員轉交給相關單位的時候就被弄丟了？還是澳洲人根本沒有打算理我們這些「外勞」？
這樣的狀況讓我們對處境有些焦慮。正巧十一月底的時候，我們到雪梨參加LabourStart國際會議，讓我們有機會當面和澳洲的工會朋友以及一直以來我們在台灣的行動夥伴見面，談談我們能夠在澳洲做些什麼。
我們澳洲勞工運動的起點
雖然我們不算是第一次接觸工運或工會，但當我們到處詢問都碰壁的時候就有些尷尬了。一般來說，工會是相對保守的團體，因為工會主要是為了「有加入工會的勞工」而存在，以「團體力量」、「工人代表」這樣的身分，來為工會成員爭權力、爭福利。但是，打工度假的外來者來到澳洲，不但常常是非法的僱傭關係、工作不穩定、職業轉換頻繁，幾乎很難加入單一職業別的工會。更何況，對很多打工度假的年青人來說，（台灣人尤是）工會很可能是他們連聽都沒聽過的概念。
所以這些工會也不習慣處理這些外來的工作者，特別是他們根本還沒加入工會，那實在沒什麼好談的。我們試著找了幾個澳洲工會，得到的回應幾乎都是「你不是工會成員的話，我們也沒辦法幫忙處理。即使現在加入，我們也不會幫你處理加入工會之前的糾紛。你得自己去跟老闆談，自己去向政府申訴。」
這樣的情形實在是讓人緊張又無助，雖然我們並非生活無以為繼，但如果沒有讓吸血賺飽飽的派遣公司受到一點教訓，這口氣實在很難嚥下。更何況我們就是那個整日鼓勵大家上街頭抗爭的人。
在雪梨的國際會議中，我們當面和澳洲的工會幹部聊了不少，感受得到他們的難為。但很讓人不快的是，LabourStart國際會議在討論的主題就是「如何聲援海外勞工」。明明所謂的海外勞工現在就在這裡，可是這些工會卻沒有辦法有所作為！
我們爭取了一點點的時間在會議中報告了咖塔的案子，其中各國的工會幹部很多聽了相當吃驚，澳洲的工會幹部當場也分別提了一些意見。但真正我們想要處理的並不是咖塔被欠的幾百塊，而是這個在澳洲存在非常久，甚至成為打工度假文化一部分的剝削問題。
初次見面的黑手黨（？
咖塔的報告結束後有許多人來向我們致意，其中有些特別有趣的年輕人，他們來自一個叫做IWW（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國際工會。這個擁有超過一百年歷史的基進工會組織，在組織中期受到了非常嚴厲的打壓，許多工會幹部甚至蒙上莫需有的罪名遭到槍決。
在美國、澳洲、英國、加拿大、歐洲都有一些IWW成員努力的重新組織，試圖讓這個偉大的工會復甦起來。美國的IWW甚至組織了星巴克倉庫雇員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工人，這讓星巴克打壓起這個工會。他們採用傳統的工會組織形式，也進行一般工會不會做的反對伊拉克戰爭、組織反血汗工廠運動，抵制可口可樂在哥倫比亞暗殺當地工會的行動。
原來在伯斯就有IWW的工會成員，我們輾轉地連絡上本地的IWW成員後，他們好像都是性情中人，簡短的回信只說「我可以感受到你的憤怒，我們碰面先聊聊可以做些什麼吧」。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們在廣場上的咖啡座看到了兩位十分具有壓迫感且滿口髒話的大叔，和一個頭戴皮帽的南非裔黑人。剎時我忽然覺得是不是走錯了地方，大叔揮了揮手示意我們坐下，這時退也不是進也不是，勉強拉了張板凳僵笑著，看著滿桌啤酒和煙屁股，腦袋只想著這到底是在義大利還是在澳洲。
他們握手的力道很結實，當我們逐漸從咖塔的案子聊到自己對社會政治的想法，慢慢地感受到：啊，這些人真的很特別。他們滿口說著戰爭中多麼殘酷，Jake比劃著他工作的工廠環境多麼惡劣，上一個工傷的案例如何如何......，這樣的情緒慢慢傳染給我們。
異鄉的憤怒夥伴
Jake是澳洲的基層工人，受僱於派遣公司，但是實際上在鐵工廠服務，工作是在大夜班的時候負責焊接或切割鐵條等等，是相當吃重的體力工作。他常常抱怨工作環境非常惡劣，沒有充足的安全保護，像是之前就看過同事在作業的時候，差點把鐵條插進自己的脖子裡之類的。他憤怒於這種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高喊著「幹他媽的資本主義」、「警察是法西斯豬」，一邊喝著他最愛的Coopers Sparkling Ale（一個經典澳洲品牌啤酒），一邊在臉書上轉貼各種無政府主義或反資本主義的圖片，看著他對路過的騎警咆嘯，我們有時真分不清楚他現在是喝醉了還是清醒的。
我們最開始連絡上的IWW成員是Bruce，他擔任這個地區的IWW聯絡人，隨身都帶著招收新會員的資料袋，裡面有些行動貼紙、IWW的簡介、會員手冊、會員證（紅卡）和一個小徽章。相對於其他幾個人來說，他是最冷靜的，彷彿隨時理性地判斷情勢，並在有限的條件下規劃著下一步能做些什麼。Bruce在他們之中的工作環境相對好些，看起來也比較正經，是受僱於公司的健康安全顧問，一個似乎是白領階級的工作。但在生活上他們好像都有各自的焦慮，Bruce的妻子無預警的帶著小孩離家出走到凱恩斯，Jake的老婆也在很久以前就以家暴向法院訴請離婚，Jake說這根本是莫需有的抹黑。
帶有黑手黨大老風範的南非裔長者，他之前是法國的高中老師，輾轉移動到澳洲，現在是澳洲公民。他有一種莫名的幽默和滄桑，好像謎一樣，是個身上帶滿故事的老先生。這位來自法國的黑人老師說，我們真的要認真考慮，他已經到澳洲很久，現在是澳洲的合法居民，澳洲政府無法遣返他，但我們不一樣，我們需要承擔風險。雖然對他來說，至今澳洲政府仍不知道用什麼理由拒絕讓他應徵澳洲教職，我想，這就是國家對於人民的態度吧，不論是台灣還是澳洲，不論是對居民還是訪客。
除了這三個IWW成員之外，還有一位愛爾蘭人和我們一起參與了這兩次的討論，他是在澳洲的旅行者，預計會在伯斯待上一段時間。這個歐洲的年輕人是現場唯一看起來比較健康的（？），沒有那種殺人般的眼神，他很熱情的聊著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他說，他還沒決定要不要加入IWW，或許是我們的情緒彼此感染，讓大家都想嘗試做些什麼，最後他和我們同時加入了這個擁有長久歷史的國際工會。
狠狠踢那些有權力的人一腳
我們徵詢他們的建議，接下來行動究竟應該要對政府部門施壓，還是有別的好對象。他們說，對政府施壓是沒有用的，因為政府的處理就是會這麼緩慢、這麼保守，那樣在澳洲的工人處境永遠也不會改變，只有把議題弄大，讓更多派遣工和華人背包客加入進來，那樣行動才會有意義。
這個草根又基進的工會習慣用這樣的方式前進，如同我們熟悉的溫柔但嚴肅的運動者，他們提醒我們，他們願意和我們一起抗爭，但是我們必須要想清楚自己要做到什麼程度，很可能今天我們的行動不但不會有任何意義，甚至讓我們失去讓仲介為我們找下一份工作的機會。也許新聞弄得很大，我們必須考慮要用或者不用本名，都可以但產生出來的效果也會不同，說不定最嚴重我們可以被澳洲政府遣返。我們說，我們當然想要做，如果澳洲政府敢因為這件事情遣返我們，那這將會成為一個國際新聞，我們會動用一切資源來打垮這個政府。
最後我們決定在聖誕節之後再行動，在過節之前往往是澳洲人瘋狂於消費，沒有心情去關注別的事情，只有等到過完聖誕節信用帳單都寄來之後，他們才會冷靜下來看看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看來在教會中牧師說的「聖誕節不是為了耶穌存在的，聖誕節是為了你們而存在」果然不假。
我們希望讓議題滾起來，雖然澳洲多半歧視打工度假的勞工，尤其是華人，但在這個遠離政治核心的西澳城市，我們是需要有一些刺激讓人們討論，他們如何使用這些廉價的勞力，也讓從外地來打工的背包客和本地派遣工們有一個機會，思考一下是不是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如果有機會，未來能夠串連更多的派遣工、打工度假、移民來談談他們的工作處境，想想看我們是不是能一起做些什麼，我相信這次的行動就不會白費。
不要相信權力，相信人
IWW的工會成員們不時地談論起反法西斯或是一些對社會的想像，法國老先生說起美國總統歐巴馬對校園槍擊案的致哀，他說他真的感到不可置信，為什麼一個應該要負責的人好像在哀悼別人家的事情一樣，這個政府簡直對這件事情毫無罪惡感。我想，對社會的想像是相當重要的，一直以來我們花了太多的時間在東奔西走，不停地支撐著各個社會議題中的行動，這就好像無止盡地打巷戰，卻搞不清楚也無力影響，未來的戰局應該如何前進，各地的游擊隊又該怎麼彼此支援。
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權謀的看待運動，我們應該待在最適合自己的位置上，即使那可能只是巷弄中的游擊隊中的小成員。對世界的想像是支持我們繼續行動的熱情來源，我們可以藉著重疊自己的夢想景象與現在的運動藍圖，來判斷自己應該繼續做或不做。就像在我們聚會時聊起的反法西斯與無政府主義。我們憎恨權力，戰爭只是權力遊戲的體現之一，看到他們對戰爭的憤怒，我心裡想著：如果有一天我們會拿起武器，理由也絕對不會是為了戰爭，我們只會為了我們自己而戰。我們厭惡戰爭，但我們卻真心的熱愛與人相處，就像我們才跟他們第二次見面，就加入了工會並且分工進入戰鬥模式。
討回一些東西並不如想像中困難，從咖塔申訴之後兩週，什麼都還沒做，派遣公司就已經自己把依法該付的錢匯進咖塔的戶頭，但其他沒有找Fair Work申訴的同事就沒能拿到任何的錢，即使他們被欠的薪水更多。有個同事的例子，若按照咖塔的模式向Fair Work提出申訴，她馬上可以拿回工作半年短缺的薪資，換成台幣那是高達十萬元的薪水。但這件事情對來澳洲的亞洲背包客好像不那麼重要。我有時想著，是不是我們對這世界的理解有些什麼不同，所以在意的事情也就不一樣。
法國老先生在上次的聚會中問大家，你們認識我一段時間，但你們可知道我是個魔術師？他把硬幣放在桌上，用一個玻璃杯蓋住硬幣，他請我們記住硬幣上的金額，並用報紙蓋住了杯子，經過一陣搖晃，他請我們再度確認硬幣的金額。當硬幣的金額卻沒有改變，他生氣地用力往玻璃杯上方一拍，那杯子卻瞬間消失在我們眼前。不管我們對抗的這些人權力多大、多有錢，甚至是他們有什麼狡猾的能力，變出了派遣公司、打工度假種種令人迷惑的把戲，屬於我們的錢終究是不會變少的，只要我們出手將他拿回來，不要讓大魔術師們把它放到自己口袋。
來運動吧！為了更多人的加入，為了拿回那些我們應得的，為了狠狠踢這些資本家和有權力的人一腳，戳破他們玩的假魔法，我們接下來要搞一場游擊戰，失敗了也無妨，再繼續做就好。
